公元678年的冬季格外严寒，冰雪肆虐，仿佛天地间一片苍白。大雪纷飞中，太子李贤跪在大殿外，冰冷的地面使得他几乎无法动弹，然而，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似乎未曾察觉，毫无反应，任由他在雪地中跪成一个冰冷的雪人。这一切发生在宰相李敬玄兵败大非川之后，10万大唐精锐尽数丧命，而突厥五部也趁机跃跃欲试，意图偷袭裴行俭的都护府。幸而裴行俭才智过人，兵法高明，成功击退了突厥五部，甚至将他们反击成败。尽管如此，突厥的冒险行为却点燃了西域各部的野心，纷纷酝酿着反叛大唐的念头。 这一切，不过是李敬玄兵败大非川后的连锁反应之一。局势的影响逐渐显现，首先，阵亡的将士亟需抚恤，而大唐国库早已因连年的战争、干旱与洪水等灾难几近空虚。如果不能及时发放抚恤金，恐怕各地的府兵会因不满而哗变。无奈之下，李治只得迫使武则天从内库中调出200万贯的银钱，用于发放抚恤。大唐的内库可不像后汉末期那样富得流油，几乎是各地皇庄的微薄收入。自李治登基以来，内库的存款也不过300万贯，而这一次几乎被掏空。其次，李敬玄的败北促使新罗再次蠢蠢欲动，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叛军勾结广州配资网，暗中骚扰大唐在两地的驻军。幸好，大唐驻军久经沙场，任何叛乱都被迅速镇压。最后，也是最严重的，是朝堂内部分裂成了两派。支持严惩李敬玄的武将，因李治只将李敬玄从中书令贬至刺史，觉得处罚过轻，难以平民愤。特别是李敬玄出身高门大阀，又是文官，难免让这些武将愤怒不已。他们围绕在郝处俊、裴行俭等人的身边，不断上书，要求严惩李敬玄，甚至暗指背后主使是武则天。而支持宽以待人的文官则以李敬玄的职位属性为依据，认为他不过是被权力使者刘仁轨和太子李贤推举的替罪羊。文官们围绕在武承嗣、薛元超的周围，上书为李敬玄喊冤，朝堂上，双方对立的声音此起彼伏，难分高下。 李治心里明白，李敬玄失利背后定有武则天的影子。然而，身为大唐的皇帝，他又不得不面对妻子和儿子之间的复杂关系。作为一个政治家，他在处理这场危机时显得举棋不定。虽然朝堂内部分成两派，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。在一方面，他不敢惩罚李敬玄过重，担心牵连太子，伤及大唐的根基；另一方面，他也不敢追查太深，担心揭露武则天的暗中操控，导致母子反目。最终，李治决定对李敬玄予以贬职并罚金，至此再不追究他人责任。 然而，李治的这一决定并未能完全掩盖武则天的心机。多年来，武则天对李治的性格了如指掌，知道他既有雄图霸业的豪情壮志，也有心怀恐惧时避无可避的软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妻子与儿子的面前永远无法公正无私。在她看来，李治的软弱正是她掌控一切的机会。早在677年，她就通过放权给太子李贤，悄然布下了一张大网，李敬玄不过是这网中的一个诱饵，目的便是将太子引入陷阱。 李敬玄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，兵败吐蕃几乎没有任何悬念。但武则天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将10万精兵葬送在了吐蕃的高原。她内心对李敬玄的愤怒已然难以忍受，但她的心腹元万顷却劝她保住李敬玄。元万顷的理由是，李敬玄的失败牵扯到了刘仁轨和太子，而太子掌握了监国大权。若让李敬玄顶罪，无论如何，刘仁轨和太子都无法脱身。最终，李治听信了李敬玄的辩解，决定对他惩戒不重，但刘仁轨的罪责得以相抵，太子李贤则无事。 然而，事情并未结束，武则天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两年前，李治因风疾复发，明崇俨被召入宫中，凭借其治疗疑难杂症的技艺深得李治的信任。数日前，明崇俨在太医院求见李治，开口便提出了惊人的话：臣昨夜得先帝托梦，言太子失德，宰相……武则天装作震惊，严厉呵斥：妖言惑众，来人，把明崇俨推出去斩了！但李治却心生疑虑，阻止了武则天，温和地询问明崇俨：卿可知罪？明崇俨深知李治的心理，借助鬼神之说，巧妙地扭转了局面。李治心中的不安再次被点燃，他信以为真，愈发怀疑太子李贤的德行问题，甚至认为他有可能危及大唐的未来。 次日，李治突然下令收回太子李贤的监国之职，命令他反省。太子李贤一时不解，宰相刘仁轨见状，开始上书请求辞职。刘仁轨深知自己与武则天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他担心太子的监国职务被收回会导致更大的风波。于是，他以退为进，向李治请求告老还乡，换取李治的同情，并尝试保住太子李贤。然而，李治正在气头上，不仅拒绝了刘仁轨的请求，还命令内侍将他送回东宫，并带来一本《孝子传》。 李治的举动深深震撼了李贤——已经监国多年的太子被迫读《孝子传》，这无疑是暗指他不孝，也许更是一个信号：父皇和母后已经联手陷害他，目的正是为了废掉他，防止他泄露他们的私情。如今的李贤，在面对这一切时，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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