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公元678年的冬季格外严寒,冰雪肆虐,仿佛天地间一片苍白。大雪纷飞中,太子李贤跪在大殿外,冰冷的地面使得他几乎无法动弹,然而,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似乎未曾察觉,毫无反应,任由他在雪地中跪成一个冰冷的雪人。这一切发生在宰相李敬玄兵败大非川之后,10万大唐精锐尽数丧命,而突厥五部也趁机跃跃欲试,意图偷袭裴行俭的都护府。幸而裴行俭才智过人,兵法高明,成功击退了突厥五部,甚至将他们反击成败。尽管如此,突厥的冒险行为却点燃了西域各部的野心,纷纷酝酿着反叛大唐的念头。 这一切,不过是李敬玄兵败大非川后的连锁反应之一。局势的影响逐渐显现,首先,阵亡的将士亟需抚恤,而大唐国库早已因连年的战争、干旱与洪水等灾难几近空虚。如果不能及时发放抚恤金,恐怕各地的府兵会因不满而哗变。无奈之下,李治只得迫使武则天从内库中调出200万贯的银钱,用于发放抚恤。大唐的内库可不像后汉末期那样富得流油,几乎是各地皇庄的微薄收入。自李治登基以来,内库的存款也不过300万贯,而这一次几乎被掏空。其次,李敬玄的败北促使新罗再次蠢蠢欲动,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叛军勾结广州配资网,暗中骚扰大唐在两地的驻军。幸好,大唐驻军久经沙场,任何叛乱都被迅速镇压。最后,也是最严重的,是朝堂内部分裂成了两派。支持严惩李敬玄的武将,因李治只将李敬玄从中书令贬至刺史,觉得处罚过轻,难以平民愤。特别是李敬玄出身高门大阀,又是文官,难免让这些武将愤怒不已。他们围绕在郝处俊、裴行俭等人的身边,不断上书,要求严惩李敬玄,甚至暗指背后主使是武则天。而支持宽以待人的文官则以李敬玄的职位属性为依据,认为他不过是被权力使者刘仁轨和太子李贤推举的替罪羊。文官们围绕在武承嗣、薛元超的周围,上书为李敬玄喊冤,朝堂上,双方对立的声音此起彼伏,难分高下。 李治心里明白,李敬玄失利背后定有武则天的影子。然而,身为大唐的皇帝,他又不得不面对妻子和儿子之间的复杂关系。作为一个政治家,他在处理这场危机时显得举棋不定。虽然朝堂内部分成两派,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。在一方面,他不敢惩罚李敬玄过重,担心牵连太子,伤及大唐的根基;另一方面,他也不敢追查太深,担心揭露武则天的暗中操控,导致母子反目。最终,李治决定对李敬玄予以贬职并罚金,至此再不追究他人责任。 然而,李治的这一决定并未能完全掩盖武则天的心机。多年来,武则天对李治的性格了如指掌,知道他既有雄图霸业的豪情壮志,也有心怀恐惧时避无可避的软弱。更重要的是,他在妻子与儿子的面前永远无法公正无私。在她看来,李治的软弱正是她掌控一切的机会。早在677年,她就通过放权给太子李贤,悄然布下了一张大网,李敬玄不过是这网中的一个诱饵,目的便是将太子引入陷阱。 李敬玄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,兵败吐蕃几乎没有任何悬念。但武则天没想到的是,他居然将10万精兵葬送在了吐蕃的高原。她内心对李敬玄的愤怒已然难以忍受,但她的心腹元万顷却劝她保住李敬玄。元万顷的理由是,李敬玄的失败牵扯到了刘仁轨和太子,而太子掌握了监国大权。若让李敬玄顶罪,无论如何,刘仁轨和太子都无法脱身。最终,李治听信了李敬玄的辩解,决定对他惩戒不重,但刘仁轨的罪责得以相抵,太子李贤则无事。 然而,事情并未结束,武则天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两年前,李治因风疾复发,明崇俨被召入宫中,凭借其治疗疑难杂症的技艺深得李治的信任。数日前,明崇俨在太医院求见李治,开口便提出了惊人的话:臣昨夜得先帝托梦,言太子失德,宰相……武则天装作震惊,严厉呵斥:妖言惑众,来人,把明崇俨推出去斩了!但李治却心生疑虑,阻止了武则天,温和地询问明崇俨:卿可知罪?明崇俨深知李治的心理,借助鬼神之说,巧妙地扭转了局面。李治心中的不安再次被点燃,他信以为真,愈发怀疑太子李贤的德行问题,甚至认为他有可能危及大唐的未来。 次日,李治突然下令收回太子李贤的监国之职,命令他反省。太子李贤一时不解,宰相刘仁轨见状,开始上书请求辞职。刘仁轨深知自己与武则天之间的复杂关系,他担心太子的监国职务被收回会导致更大的风波。于是,他以退为进,向李治请求告老还乡,换取李治的同情,并尝试保住太子李贤。然而,李治正在气头上,不仅拒绝了刘仁轨的请求,还命令内侍将他送回东宫,并带来一本《孝子传》。 李治的举动深深震撼了李贤——已经监国多年的太子被迫读《孝子传》,这无疑是暗指他不孝,也许更是一个信号:父皇和母后已经联手陷害他,目的正是为了废掉他,防止他泄露他们的私情。如今的李贤,在面对这一切时,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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